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

正文

作者：聞一多

清華的出版改良，自從在“去張”運動底風潮裡醞釀成熟了，後來便七節八枝，荊天棘地，急進的既灰了心，守舊的也癟了氣，於是風波陡落，一覺瞌睡睡到今年四月，《週刊》才醒起來了。《學報》底糾葛更深，到暑假前才有集稿部底會議同宣言，也算他睜開眼皮，打了一口呵欠。但就那七期《週刊》底成績論，我們的出版界敢吹改良兩字嗎？改良就是換上幾句白話文，插進幾個新標點嗎？《週刊》如此，《學報》可知。唉！清華底出版物！清華底言論家！

但這是集稿員底過嗎？——集稿員也不能盡辭其咎——不過最大的罪名，應加在全體同學裡那一部分負有言論底特殊責任的身上。怎樣講呢？我們既采了集稿制，供給言論底泉源就在集稿部外——在全體同學裡。但根據分工論，一校內人人應各依他的本能底特長，在各種課外作業裡，擇負一種責任；言論就是這許多責任中間底一種。（這裡負責是對於學校的，不是個人的；“挖”是個人的責任，有人當他對於學校的責任，自然變了分數底奴隸。）不是說言論家以外，就沒有別人可以發表言論，他們在執行他們的職務底餘暇，也應該時時告些奮勇，大大方方地講幾句話。

言論同社會底關係是怎樣呢？人人底腦筋都有受對象底戟刺而起衝動底本能，環境裡有這個缺點，我們的腦海裡才起這種“不快感”；有這種感覺，影響到理性底活動，才有這種理想；有這種理想，才發為這種言論，口頭的或筆著的。所以每篇言論，在環境裡，必有個確定的根據；環境不需要這種言論，這篇言論就無從產出；人人不肯發表這篇言論，這個需要，就永遠不能補足。言論裡所包含的解決問題底方法，不一定都同環境底需要，針鋒相對，但社會自有裁判力，決不致盲從，所以取捨言論，是社會底事，聯續地接濟社會取捨底材料，是言論家底事。

言論家當然包括兩種，口頭的同著作的。出版物所歡迎的，是著作的言論家，其餘一種，有與沒有，跟他毫無關係。清華出版物不能發達，只因一般言論家都巧避著作，爭趨口論底一條道上。記者不知道別人，卻願將我個人現在所以漸趨這“擱筆派”底原因照直供來，做大家討論底資料，藉以志我的罪。

自己缺少心性底修養，失了批評家底地盤，見了別人底行為，本能辨得黑白分明，只不敢提起筆寫。關於學術問題底討論，自己的腦筋乾枯，讀書還讀不及，那有工夫著作呢？而且稍稍一開書本，更像河伯到了海洋似的，那裡還有膽量去著作呢？再加平日專喜冷譏熱嘲地批評別人，所以每到提起筆來，就仿佛看見那裡森森地排著無數的韓仇的筆鋒，等著這張紙一出世，便一齊射來似的。於是駭得“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”，甚至有一篇稿子寫完了，終久不敢塞到投稿箱裡去。這種由懦弱產出的滑頭政策為個人計，未嘗不是上策；殊不知言論是為社會的，那能帶著一點主觀的滋味？縱他惹起社會底反擊，那更應是我們無任歡迎的了。

像我這樣不才，原不足輕重。還有一般品學遠出我上的朋友們，老手的言論家，現在既流入“擱筆派”了，新進的，天天喊道：“研究！批評！改造！奮鬥！”但查查他們所發表的言論，也是比鳳毛麟角還稀奇些呢。我希望他們都有他們的充分的理由，足以塞同學底口實，我不希望，卻又害怕他們同我患了一樣的“怯弱症”。唉！鼓吹出版改良，不是我們這般朋友嗎？到了實行改良底時候，一個個卻都“噤若寒蟬”呢！周君念誠在他的《投稿用別名是不負責》裡罵道：“所以卑怯的作者更是狡猾，更是盜竊，我無以名之，名之曰蟊賊。”我說用別名，“隱在霧裡放暗箭”，總算是有責任心的呵！一張白嘴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嘴唇一關，都化為烏有了，誰還能代他負責呢？大家抱著“擱筆”主義，比抵制仇貨還狠心些，可憐那兩家鋪子，再不關門，才怪呢！

但是諸君不要誤會，以為我把口頭的言論家，當作一文不值。其實，是言論，我都尊敬，不過對於著作的言論家，比清談的言論家還要十倍地尊敬。須知更有“三緘其口”的金人，那才真是社會底蟊賊。中國人最卑劣的表德，就是“顧面子”，“不好意思”。多多批評，多多發表言論，正是打破這種惡習，練習公開的精神底妙法。你罵完了我，我又罵你，兩人都受了“聞過”底益。梁山泊底弟兄，不打不親熱；世界上那有公開底快樂？

朋友們總說我們那裡想的清華出版物底實現，是不可能的，試問我們可曾奮鬥到最末的一分鐘？現在正當一個學年底新紀元，上半年還只一家《週刊》，現在《學報》也快開張了，零售躉批，家家缺貨。我謹將這兩句話送給言論界底同行們，做首座右銘，並祝兩家出版物底生意興隆：

“小心些做文章！大膽些發表文章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