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德宣战囘顾谈

正文

作者：梁启超

1918年11月

刊载于1918年11月21日上海《时事新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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呜呼！欧战告终矣！自喜报传达以来，官署放假，学校放假，商店工场放假，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，随班逐队，欢呼万岁，彩烈兴高，熙如春酿，独有一年以前因主张对德宣战被国民唾骂欲死之一老书生，闭户黯然，乃草敬告友邦请求列席平和会议之文，一执笔则其颡有泚，不知作何说而可。谁实为之，而至于此？呜呼！追叹前事，亦复何益；然兹事关系既如此其重，苟不将其真相一为表示，则醉生梦死之国民，将终古不知其所以然。且将来我国家与世界国际团体接触之日正长，若长此以盲人瞎马之态度应之，则将来之狼狈，更安纪极。故今将此事顚末为鄙人所躬厯者，略述梗概，无饰无隐，聊以为惩前毖后之一助焉。呜呼！「子毋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耳！」

当护国军告终之后，吾守制家居，本不愿复与闻国事。美德绝交议起之次日，吾方在天津，府院交驰，电促入京，吾以事关国命太大，奔驰而往。既至，即夕深夜晤合肥于其邸，促其速决，与美采一致行动。合肥闻吾言，相视莫逆，盖此事之发动，实全由合肥英断，吾无功焉。惟当时府院间相猜既久，此事实为冲突破裂之起因。时双方各未知吾意向何如，咸欲借吾言为重；吾主张既与院同，合肥乃益坚所信，而府中群小，恨我乃无极。余之在京也，外交团及国会议员接晤者，日不暇给，余既热望政府贯彻此政策，所以赞助之者亦惟力是视，幸也绝交案以多数通过于国会，遂为此政策成立之发轫。既而宣战案赓续提议，而府院间积久之怨毒，遂借此爆发。夫绝交与宣战，不过同一事件进行先后之程序，既已绝交，则宣战乃当然之结果，何至更成问题？而吾国人心理，乃有大不可思议者。宣战论之兴，不独前此反对绝交者反对之，即赞成绝交者亦大半反对，即不反对，亦迟疑观望。盖入此第二难关，吾之促政府决心提出，已不知费几许气力，及既提出，而全国悉集矢于余身矣！数当时反对之派别，其代表所谓民党者，则孙文也、唐绍仪也；其代表所谓遗老者，则康南海也；其合肥门下之人，则徐树铮也。孙、唐、康各有宣言及电报等，徧登各报。孙氏部下骁将某著一小册，题曰中国存亡大问题，所以丑诋我，不遗余力。南海切责我为病狂，谓「伫看一年后德军入北京，拿汝作元凶惩办也！」徐树铮日日扬言，谓合肥为梁某所误。嗟乎！以此誉我，我殊不敢当，我策不过同于合肥耳，岂能谓合肥从我；然以合肥平日信用徐树铮之深厚，独于此事能毅然不为所动，此则合肥大过人处也。此等辈虽噂沓相煽，犹不足以阻挠大局，其所以卒至轩然起大波者，则以反对之总机关实在总统府，而其最有力之武器，则国会也。当时两院中号称民党之无赖政客，既出尽鬼蜮手段，挑拨成府院恶感，乃即蟠踞公府，以为策源地；黄陂者，脑简单而性忠厚之人也，方深不慊于合肥，遂为彼辈所利用，于是公府、国会相呼应，借此为倒阁之一好题目。此种现象，酝酿日熟，余忧之殆废寝食，自以处超然之地，无嫌无疑，锐意欲从事调和 —— 盖余在京两旬余，每间日必入公府，所以相譬说者。既心力俱瘁，而卒无效。当时反对党所预言者，则曰美国不过绝交而止，决不加入战团也；曰俄德必单独媾和也；曰德之潜艇战略已奏奇效，一月后必破巴黎，两月后英民将全数饿死，三月后德军将乘西伯利亚铁路直捣北京也。所谓民党阁员者，前此虽赞成绝交，至是大尽改其度，乃至翻外国书本，强觅出绝交不宣战之先例，以相抵制。所谓民党议员者，在院中院外演说谈论，无非颂扬德国，且著印多数小册子，煽动国民。内之则外交部部员，外之则多数军人，率皆众口一词，以开罪于德国为大戚，而其所公共拥戴之傀儡，则黄陂也。有一日，黄陂召东海、合肥及余，与素著名亲德之某军官，主客五人，会议大计。黄陂备述反对派所主种种理由相咨询，因谓宣战案必当阁置，且谓此事当取决舆论 —— 所谓舆论者，不独国会，且当并及省议会、商会，实则此诸种机关，反对派久已运动成熟，其反对盖当然也。时在坐诸人，合肥直接当局，避冲突，不欲多言；东海老成，言贵无兢；某军官则黄陂所引为声援者也。黄陂发言后，四坐木然相对久之。时余实不能复默，乃为起立之谈话，如演说然，厯一小时之久。所言者，不过从四方八面力陈必要宣战之理由，并及宣战后之办法。今事过境迁，无取详述。然余性既戆直，重以彼时颇含痛愤，故言之不觉其重，当余侃侃健谈时，黄陂终席怒目视余。次则东海以简单有力之言，义正词严，结赞吾说，而合肥一种强毅之态度，始终凝然，黄陂卒不欢而罢。余审事不可为，未几亦襆被出都矣。自此搆煽日益甚，反对空气弥漫于国会，合肥力竭声嘶，乃乞灵于督军，卒乃出极下愚之策，用公民团胁迫国会，求其通过。由是而合肥免职，由是而督军兵谏，由是而张勋入衞，解散国会，由是而复辟，由是而南北扰攘，至今未已。此其事实，皆章章在人耳目，而最初之动机，实起于反对宣战。呜呼！我欲请现在成群结队随班祝捷之国民，当此酒酣耳热欢呼狂掷之后，更平心静气一听吾言，试将前前后后因果一合参，则知今之号称护法者，是否尚有丝毫价值。

今之号称护法者，其最大题目，岂不曰政府非法解散国会也。无论解散国会并非出段合肥手，而实由彼辈包围公府之民党议员勾结张勋，引贼入室而因以自杀。合肥为讨伐张勋之人，不能为张勋代负其罪责也，即为深文之说，谓解散之动机实由公民团之围国会，然此犹不足为合肥罪。夫公民团之举，其手段卤莽拙劣，即吾亦极为痛心疾首，然使再平心以观察当时形势，国会大多数反对宣战，既为万目共见之事实，吾知现在彼无耻之议员闻吾此言，必曰吾当时并未反对也。吾请正告彼曰：「请汝勿重无耻以无耻，汝等举动，甯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耶！」而依法则一会期否决之案，同会期中不能提出，当此种形势之下，若在今世普通立宪国，必解散国会，再诉诸民意，此实天经地义，无足惊奇。然我约法既无解散之权能，若听其自然趋势，则读者诸君试思之，其结果当如何？如此宣战案必以多数反对而废止，或以阁置而废止，此必然之数也。如是则国会为反对协约国之国会，为亲德之国会，已完全鲜明表示。读者诸君须知，国会非他，号称代表全国民意者也。国会既为反对宣战之表示，则无异表示我全国民以反对协约国为民意，以亲德为民意也。读者诸君请思之，又重思之，若果尔者，试问今日我国民将何地自容？然而合肥竟坐是免职矣。合肥免职后一月中，殆成为黄陂之天下，为国会多数党议员之天下，亦幸而彼辈所勾结之张勋，莽莽撞撞，演了一出复辟滑稽剧而因以自倒耳。使张勋而稍取巧者，不惟不解散国会，而反略敷衍国会，吾知彼号称民党议员者，必膜拜之若天神，随同张勋以表示其极端亲德之态度。读者诸君请思之，若果尔者，试问今日我国民又何地自容？未几合肥讨逆，再造共和，勋业烂然，此固无论何人不能反对者也，而反对者乃有辞曰：「汝何故不恢复旧国会？是即汝罪！」读者诸君请思之，当时若恢复旧国会，则宣战案之结果当如何？当时正值俄国革命之后，亲德派志得意满，宣战派方危疑不自安，质言之，则反对宣战空气正弥漫全国，无论官界、军界、绅界、商界、学界、劳恸界，皆众口一辞，而旧国会议员挟持成见以迎合之，此案提出国会，其必仍以大多数反对而废止，或以阁置而废止，又无可逃避之数也。如是则终无异表示我全国民以反对协约国为民意，以亲德为民意也。读者诸君请思之，又重思之，若果尔者，试问今日我国民更将何地自容？由此言之，无论国会并非由合肥解散，即由合肥解散者，亦何足以为合肥罪？张勋解散而合肥不为恢复，更何足以为合肥罪？试以国家例父母，以政府国会例两兄弟，父母病笃，长兄得一良药，确信其可以起死，而傲弟作梗，坚不许服。不服必致父母于死地，长兄不得已操戈以逐其弟于外，君子自当怜其遇，悲其志，而不能责其非，何也？父母生命固重于弟也！而为之弟者，曾不自反其阻挠服药之不孝，而惟责其兄操戈相逐之不友，乃更反戈以攻其兄焉。若此者，罪在兄乎？罪在弟乎？此狱直可片言决耳。夫在初时药之适宜与否，未有定论，未有实据，兄谓不服则父母必死，弟谓服之则父母必死，则其相持相责，尚无足怪。及至是非大白之时，则为弟者固宜有服善自责之天良，而旁观批评亦当观察前后真相，稍持公道。今段合肥以对内主战失败之结果，几于为全国人所厌恶，如彼好乱成性之孙洪伊等辈，乃至倡议以惩办罪魁为南北媾和条件，而浅薄之舆论，或且摭拾之以为快谈。吾于合肥后半段之举动，诚亦多所不慊，绝不愿为之辩护；若论其前半段，则实能为国家主持大计，负荷责任，不折不挠。我国家今日在全球庆祝声中尚能保存一二分面目者，惟彼是赖。

若论此次内乱纷扰之起原乎，其各方面小枝节不必论，论其主要动机，实在外交问题与国会问题。此虽揕吾胸而刀加吾颈，吾敢矢口不变曰：「罪在国会之多数党，不在合肥也。」合肥最可责者，如四川方面，勾结刘存厚，堕坏中央威信；如奉军截械入关，予以默许，及滥借外债，黩武无功等。然此皆以后之事，与最初纷扰之起因无关。由是进而求其结论，问现在号称护法者，有何意义？有何价值？此虽揕吾胸而刀加吾颈，吾敢矢口不变曰：「除闹意气，争地位外，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也。」吾所以哓哓追述前事者，并非为某一派作辩护人而与他一派争闲气，实欲我国人因此得数种良好之教训焉。其一，现在世界之平和会议转瞬将开，而国内之平和统一，迄犹未成。在前此北洋主战派狂喊乱叫时，国人诚宜责备北洋派，今彼等顽梦既略警醒矣，目前平和成立与否，责任实不在北而在南。南方所挂护法招牌，本来无一毫意义一毫价值，当事诸人，切宜猛醒，万不可因为面子拉不下，仍复牵连撑架，重贾全国之怨毒。须知美国总统贺电文中，已明白国内分裂将不得列席平和会议之表示，近来此等主张，更频见于外交团中，若果卒至如此，恐食公等之肉不足以谢天下也。其二，国民对于国家大事，宜有虚心精愼之考虑，乃不至为无识之谰言所煽惑。即如此次反对宣战之举，彼少数野心之无赖政客，不过借此为政争之武器，其于是非利害之间，曷有真知灼见，然以全国民皆无真知灼见之故，不知不觉，遂为野心家所利用。试问当时反对宣战之空气，是否徧于国中？今日随班祝捷之人人，是否什有七八皆当时反对之人？苟非尔者，彼野心家又岂能乘之，以张其燄？以如此无智识易煽惑之国民，而使之运用取决多数之立宪政治，危险云何可量！夫多数政治，既为今代国家不容不进达之一阶级，而群愚政治之足以害国家又实如彼，我国民真不可不自警，不可不自勉。即如此次对德问题，若全徇当时国民多数之意见以为方针，则祸中于国家者，将安底极？我国民经此教训之后，当知多数所以为是者未必是，多数所以为非者未必非，对于先辈有识者之言论，宜虚心静听，经精密之考察后，乃为良心上之评判，如此然后可以为有参政程度之国民。苟国民终不能养成此程度，而以之运用多数政治，其危险实不可思议也。其三，当知无论何种权力皆不可以滥用。滥用之结果，不惟扰害公众，而必至自损其信用。彼军人之滥用权力，祸等于洪水猛兽，亦既渐为国人所共弃矣；殊不知国会多数党之滥用权力，其害亦正不亚于此。即如此次之国会多数党倘能适用其权力至适可而止，何至激成解散，何至惹起一年余内乱之风潮。到了今日，国家与人民固受其害，即彼辈亦何利者？复次，当知法律若有偏畸之处，则必为扰乱之根因。倘使我国约法如万国现行宪法通例，将国会之弹劾权与政府之解散权对立，则议员亦何至漫无忌惮以滥用其权力。苟滥用者，则政府亦依法解散之耳，有何奇异？不幸而约法缺此规定，议员遂籍为护身符，横行无忌，乃至关系国家存亡之议案，竟借之以刧持政府；政府屈从其所刧持，则负国家，既不愿负国家，惟有解散之耳，而解散则又违法，然则此非政府之罪，实法律之罪。倘使将来宪法所规定，其条文或其精神仍如今约法者，吾敢决缘此所生之内乱，将至再至三而未有已时，何也？将来政府所提议案，其关系重大一如去年之宣战案者，何岁无之，一经国会之刦持，则有责任之心之政府终不得不出于非法解散，则反对者振振有辞，而护法军将一岁一度蠭起矣！是故我国民经此次教训，可以知吾辈前此关于宪法问题，屡次所表示之意见，皆为国家安甯利益计，有极光明极公正之理由，他日对于此类问题，宜有十分觉悟，斯亦亡羊补牢之道也。

以上所述，因宣战案之囘顾而涉及内乱责任问题，且涉及宪法问题，吾甚觉其词费，或惹读者之厌，然事实上既有因果连锁，即不容已于言，今所言姑止于此，还入本文。此事前半段之厯史，段合肥有功无罪，既如前所言，至后半段之厯史，则合肥亦有不得不与彼辈中分其咎者，则出兵计划不实行是也。此事由于合肥之怠慢者半，由于内乱之牵制者亦半，故曰「中分」也。当吾为对德问题入京，初次晤黄陂晤合肥时，吾所主张者，不惟绝交，而且必要宣战，而且必要实行出兵。当时有所谓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之名词，黄陂则勉强行第一步而止，合肥谓必须行到第二步，吾则谓必须行到第三步。当时黄陂闻吾言，固惊怖之以为河汉无极，即合肥言外之意，亦以为书生理想，未免突飞太过。质言之，则合肥对于出兵欧洲，虽不以为非，实始终未尝热心也。然吾所以坚持此种突飞的主张者，在当时固不敢断言德国一败涂地至于此极，然其决不能取胜，则固已为吾所确信。吾今请自白吾当时之心理，吾意实欲趁此时机替国家出个风头，既出风头，便要痛痛快快出到极地，故极力主张在战场上与各友邦结一共同利害，为将来增进国家地位，作一层牢固之保障。此吾主张出兵之第一理由也。复次，我国军政败坏已极，若能将一部分军队出向欧洲，托外国人重加训练，使之目覩他人整齐严肃之军纪、高尚纯洁之军志、复杂巧妙之军术，经一番观感之后，将来凯旋而归，必可为我军界开一新局面，而国家实利赖之。此吾主张出兵之第二理由也。吾因抱此伟大之妄想，故对于宣战一事，以无限之兴味赴之，欲竭吾平生精力以赞其成，及遭国会之反对阁置，而吾之希望，亦已葬送于悲愤中矣。及张勋造乱，合肥讨逆功成，吾之痴心乃复起。当合肥由津入京之前一日，吾深夜与谈，犹劝其勿担任组阁，惟当成立一参战处，提兵自行出征，吾乐为彼任军中一书记；然以彼时形势，黄陂已逊荒使馆，河间尚坐镇金陵，北京政局不可以无人主持，合肥之担任组阁，亦良非得已。吾之厌离政界，本已久矣，然前此既因对德问题与合肥发生深厚之关系，马厂一役，又患难相共，彼时实不容洁身而退，且吾所怀抱伟大之妄想，方刻意欲求贯彻，以此诸原因，吾遂慨然允为段阁之一阁员。吾此次入阁，其梦寐不忘之事有二：其属于吾主管部者，则改革币制；而关于全局者，则出兵欧洲也。

当宣战命令发布以后，吾在国务会议席上提议催促者不知若干次，与合肥私语者又不知若干次，吾当时所主张，谓无论如何，必须赶本年二月春期大战以前，我有兵数万到西欧战场。动员计划，请参、陆两部任之；军费所需，我负其责。须知当时美国大兵到欧者，尚属寥寥，西战场危如累卵，英、法人盼我出兵，如望云霓，实千载一时之机也。呜呼！读者诸君请思之，使当时当局对于鄙人所主张，稍稍了解，稍稍热心，能实行其十分之一二，则我国今日荣誉之高，达于何等！不此之务，而惟日与南方争鸡虫之得失，吾不得不为合肥深惜也。最可怜最可惜者，吾当时以阁员资格，有责任之言，与法、美等国公使交涉，商量运兵方法，商量军费，人皆以极热诚之意迎我，而我内部实始终未尝切实进行，致使我国家几成为欺骗之国，我个人亦几成为欺骗之人。呜呼呜呼！愧如之何！痛如之何！及段阁连袂辞职后，参战处将次成立时，吾犹曾向合肥进一次最后之忠告，劝其更勿投身国内政争旋涡中，惟当亲身先赴法国战场，而大兵之运输徐随其后。当时合肥若能采吾此议，则最少亦尚能有二万人赶夏期战争前到西欧战场 —— 读者诸君请思之，若果尔者，则中国荣誉如何？合肥荣誉又如何？乃合肥自身始终未有此等彻底觉悟，对彼所主张参战之大目的，若明若昧，久之乃至渐忘，其所以然，加以彼门下济济多士，目光如豆，惟务拥其首领以攫国内一时之权势，而出兵之事遂长此终古矣。尤可怜者，当徐东海当选总统之时，吾方大病，展转床蓐，以不肯舍忘此伟大妄想故，托人致词于彼，请速行切实计划，为赶明年春期战场之准备，其实纵使德国未遽降，而今后战争，欧人需要我兵之热望已灭矣，盖美兵力已极雄厚故也。而今已矣，此千载一时之机，竟永逸而不可复追矣。推原此次参战目的后半段所以不能贯彻之原因，其最大罪恶，固在南方好乱之徒，兴无名之师，牵制政府，致不能有余裕以发展于外。虽然，更进一步观察，则区区数省之弄兵潢池，尽可听其自生自灭，使非合肥手下诸健儿张牙舞爪，小题大做，彼等早已自相屠杀，且为国人所共弃矣。今以内竞之故，添置枪械既十数万，浪掷军费且一万数千万，以此出兵欧洲，何事不办？今乃以十数万军械，供土匪军抢掠之资，以一万数千万军费，饱少数军官溪壑之欲，所得成绩，究竟何在？徒使人民恐怖愁苦。且以外交徧重一方之故，惹起多数友邦种种猜忌，致令欧战告终，而我国能否列席平和会议，尚至成一问题。天耶人耶，谁谓为之，而至于此？此吾所以囘顾一年前事，而抱无涯之感也。